二战结束后，德国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
面对德国足球界的废墟，时任德国联邦足协主教练赫尔贝加提出了一句口号：
“先培养100名优秀教练，然后让每个教练再带出100名教练。”
这个口号提出不到1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赢得了1954年瑞士世界杯。
四十年后，日本在德国教练戴达姆·克莱默的启发和建议下，于1994年提出了“培养9000名C级教练”的五年计划。
1954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夺得世界杯冠军
该计划提出四年后，日本队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从此，它就成为了世界杯的常客，再也没有缺席过。
前面提到的赫尔伯格是戴达姆·克拉玛的老师。 后者于2005年入选日本足球名人堂，成为第一位入选的外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克拉马在上世纪也曾来到中国普及足球知识……
然而，现在的中国足球却让人从上到下都着急。
中国足球的病在于青训。 这件事无数人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稍微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正如足协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所说：
“很少有人深入研究青少年训练不佳的真正原因。”
曾经在国家队和俱乐部辅佐高洪波的荷兰主帅阿里·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一个论点：
“足球青训成功率高不高，70%取决于青少年足球教练员的水平。”
肖阿里和高洪波
肖阿里的观点与足协官员的观点不谋而合。 青训不力的主要原因是一线基层教练员水平不高，培养不出有潜力的年轻人才。
而在这位足协官员看来，相比于球员层面，在教练层面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更大。
幸运的是，教练圈里没有世界杯。
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
当地基层足球教练员的水平有多高？
去年年初，效力于贵州恒丰队的姜亮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长文。
他在文章中提到，他看到一位大学体育系的大学生，拿着亚足联C级教练证书出来带青训。 一次训练中，他设定了两个小目标，十几个九岁以上的孩子追逐着它们。 到处踢足球。
在西班牙马略卡岛，同龄的孩子们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场地的宽度来拉开空间并送出直塞球。
孩子之间的差距，其实就是教练之间的差距。
近十年来，足球行业热钱涌动，越来越多的外籍教练参与到中国足球的青训中。 在他们眼里，我们的青训体系存在太多问题。
其中，最常被提及的问题是教练在训练场、比赛场大喊大叫，喊着这样打、那样打。 在他们的理论中，这样做只会剥夺球员的思考能力，将他们变成只能在教练头脑中踢球的傀儡。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算是青训理念上的差异。 很难区分哪种理念更好，但在专业技战术层面，我们也有很大不同。
球员在接球之前应该回头看。 这是十年前的战术要求。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球员在队友传球之前回头看一次，在球滚动时再回头看一次。
去年担任上港U17主教练的蔡慧强表示，在中国很少见到类似的观察和指导。
“这个需要教练从小就教，U15之前必须要通过，但现在国内U19球员还在学这些东西。”
蔡惠强
对于那些有送孩子踢足球想法的家长来说，国家队的表现如何？ 国家队主帅有多出名？ 联盟有多繁荣？ 这些确实是影响因素，但还是显得过于模糊。 真正决定性因素是当地基层足球教练员的水平有多高？
家长担心孩子受伤、担心孩子养成不良习惯、担心训练时间过长影响学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另一方面，这些都可以通过提高基层执教水平来解决。 。
在足球发达国家，即使是最初级的教练培训课程也不仅包括基本动作的正确演示，还包括营养、心理、社交礼仪、人体结构、相关伤害的急救程序等。
在欧足联C级教练员的理论考试中，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如何训练球员的平衡能力？ 用图解解释人体膝盖的结构？ 球员每天消耗的糖、脂肪和蛋白质的比例是多少？
在肖阿里看来，训练的质量并不是由时间的长短决定的。 一小时的高质量培训质量远远优于两小时的培训。
如果基层青训教练水平足够高，输出是专业词汇，入门是正确指导，而且不需要每天长时间训练，肯定会有更多的家长愿意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肯定会有更多的孩子能够进入青训选拔池。
然而，这样的教练却少之又少。
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是各级教练员不够
从亚足联职业级到中国足协D级
2018年底，四川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四川校园足球》迎来了开播以来或许最高的热度。
节目中，一位女教练以中国足协D级教练的身份，演示了足弓传低球的技术动作。 由于不规范，她引来了不少球员和媒体人士的批评。
成都足协随后回应称，教练系统内并无此人。
有人怀疑女教练的D级教练证书是假的，也有人感叹中国足球误导年轻人的现象太多。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有人能教你如何踢球已经是一件大事了。 不错。
如今的草根足球，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以前踢足球的孩子很少，教练也够多； 现在踢足球的孩子很多，但是教练不够。
2018年，中国足协推出“五系列一、两心一赛”青训发展模式。 “五个系列”包括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省区体育局青训体系、城市青训体系、体育与校园青训结合等。 培训体系和社会俱乐部青少年培训体系； “两心”是指共同推进国内青训中心和国外青训中心建设； “一场”是指中国足协自2017年起推出的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按照上级指示，我们还将建设2万所足球专门学校。
这么多的体系、这么多的学校，需要多少教练？
根据中国足协提供的数据，截至2017年，中国足协共有D级教练员27745人、C级教练员9983人、B级教练员2027人、A级教练员899人、职业教练员142人。 。
这些教练大部分在职业俱乐部工作，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从事基层青训和校园足球普及工作的持证教练。
江西省赣州市有两个足球试点区，分别是定南县和信丰县。 定南县共有16名足球教练员，负责300多名青少年球员，而新丰县有17名教练员，负责1800多名8-14岁的青少年球员。
平均一名教练要指导100人以上。
在城市的足球专科学校中，往往只有一名能持有教练员资格证的骨干体育教师，其他体育教师只能袖手旁观。
曾经带队刘若繁、杨立瑜的青训教练史猛告诉媒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教练员不够。 不管教练水平如何，只要有愿意带队的教练就好。
每次报名的孩子都有200多个，三个教练根本应付不了。
一些欧洲教练来中国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英国，一个教练一个班最多可以带20个孩子。超过这个数字，每个孩子都得不到足够的关注，达不到效果。”
事实上，不仅仅是低级别青训教练员不够，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是各个级别的教练员不够，从亚足联职业级到中国足协D级。
2017年12月，中国足协教练员大会在广州召开。 技术部总监李飞透露了这组数据：
“在德国，现在有3700人拥有A级教练证书；在比利时，有2600人拥有A级教练证书。”
换算下来，德国每2万人就有1名A级教练，比利时每4000人就有1名A级教练。 即使按照足协网站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计算，中国平均每人拥有一名A级教练。 A级教练。
D级教练级别是亚足联和中国足协根据中国国情专门设定的教练级别，不纳入亚足联教练级别。
即便按人均D级教练数量计算，这个数字也会超过5万。
校园足球教练基本都是像朱永强教练那样外聘的。
编造出这样的东西是不太可能的。
2018年伊始，一则消息震撼了上海足球人的心。
上海市平凉路第四小学足球教练朱永强不幸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 上海众多足球人士、媒体和机构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不过，从多家媒体的采访中，我们可以摘录出这样的消息：
据朱永强父亲介绍，朱永强患病前每月收入4000多元。 据平凉路四小学校长徐碧英介绍，朱永强当教练已有六七年了，但身份一直是外聘教练。
足球教练朱永强
平凉路小学是上海一所传统足球学校，也是上港集团青训合作基地之一。 这里的校园教练都这样待遇，更不用说其他省份了。
近日，福州市教育局正在向社会公开招聘校园足球教练，薪资待遇非常明确：
每人月工资3500元，聘期一年。
去年9月，曾下发通知，开展国家级校园足球教练员专项培训。
方案是好的，但第一个要求却把大部分人选排除在外：选择体育老师或其他在职从事校园足球教练工作的老师参加。
校园足球教练基本都是像朱永强教练那样外聘的。 编造出这样的东西是不太可能的。
史猛教练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基层教练收入很少，想要增加收入，只能多做几份工作。 我通常在业余时间为组织工作并领导其他团队。
虽然有校园足球专项资金，但据媒体报道，一些地区的学校还没有收到资金，而一些收到资金的学校也被要求只能用于硬件建设，比如改造球场、购买培训等。 设施不能用于补贴教练。
“原因是学校已经给你发工资了。”
由于收入低且不稳定，拥有足够专业技术的职业球员通常会在退役后选择在职业俱乐部工作，而不会选择在基层或学校领导青训。
真正在基层和校园从事青训的教练员们，都坚持着对孩子的热爱，对足球的热爱。
但是，正如一位教练所说：
“每个人都有感情，但感情是不能吃的。”
说到实际困难，这种事情随着工作性质、工作地点的不同而变化。 与基层和校园相比，在职业俱乐部工作的青训教练的薪资稍好一些，但困难并不在此。
由于市场太小，俱乐部周围没有足够多的对手来竞争，目前大多数青少年比赛都是杯赛形式。 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俱乐部也会将青训队派往国外训练，导致青训教练长期漂泊在国外。 地位。
“我欠家人很多。”
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上级。
青训阶段，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人才。 比赛成绩应该只是一个参考，但对于俱乐部和地方足协来说，成绩要求仍然不会放松。
尤其对于后者来说，全运会的成绩至关重要。
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青少年比赛中出现一些辱骂裁判、殴打对方教练等恶性事件。 全运会上，媒体还透露，有的教练甚至明确指示队员踢不动就打腿。
这些都是盲目追求结果的后果。
去年，前国足主教练齐武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孙子向齐无生展示了技术动作。 齐武生看完后，对孙子说道：“球已经在你的脚之间，而不是在别人的脚下，不需要滑铲。”
小孙子义正言辞：
“爷爷，你错了，这是我们教练教的。”
甚至有一句话让老者困惑不已：
“爷爷，你会踢足球吗？”
前国足主教练齐武胜
由此可见青训教练对孩子们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在青训工作中的作用有多么重要。 这就相当于一个数学老师教你加减乘除。 如果这个层次的基础没打好，以后的三角函数、高等数学能学得怎么样？
中国的问题出在青训，青训的问题出在教练员身上。
为什么之前那么好？ 因为前职业球员退役后，可以进入体制内的体校做青训工作。 薪资不错，有保障，至少在专业技术方面。
但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原有的体校式青训被放弃，市场式青训却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目前人才选拔库的枯竭。
客观地说，近年来，我们按照国家要求，在教练水平上取得了进步。
中国足协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举办的D级教练员培训班数量较2015年分别增长271%、376%，各级教练员培训强度有所加大。
但这个速度还远远不够。
不仅如此，我们还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为了缓解校园足球和草根足球教练员短缺的问题，中国足协进一步降低标准，创建E级教练员。
但在我看来，如果只是为了增加人数，哪怕降级为G级或者H级，也没有多大意义。
目前，我国教练员水平不高、数量不足。 没时间先补充数量再提升等级。 我们必须同时提高水平和数量。
一是提高教练员培训水平。
在理念层面，我们要跟上足球发达国家的水平，提高各级教练员的认证难度，特别是入门级的E级和D级，力争实现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生产，使得即使没有专业背景，培养出来的初级教练员也是从专科到专科。
二是向全社会开放教练员培训机会。
不再有专业背景、讲师推荐等附加要求，加大教练培训强度和规模，只要持有低级别教练证书，就可以参加高级别教练培训班用于学习和考试，无需复习。
三是进一步拓展全市场。
和校园，让更多的社会单位走进足球，为同类型的社会单位创造更多的竞赛模式，让拥有教练证书的基层教练有更多的练习场所和舞台。
蔡惠强表示，英国80%的足球教练从未踢过职业足球，所以我们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退役球星、接受过青训的球员以及高校体育系的毕业生身上。 这个增长速度还远远不够快。
我们要探索建立一种培训方式，让全社会的普通人经过培训后都能成为职业教练。
只有激发教练层面的充分竞争，才能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专业、更科学的训练，才有希望进一步提高青训的成功率，不让美好的前景白白丧失。
青训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就像一个毛线团一样。 我们首先必须找到纱球的线在哪里。
青训的第一线是教练。
正如欧足联技术总监卢塞斯库在中国足协教练员大会上所说：
“有好教练才能有好球员，培养好教练是一切青训工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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